Facebook月活超20亿，二季度营收净利皆超分析师预期

不过，需要数据化的儒家所留意的是，区块链技术本身只能成为实现儒家所希冀的现代周政的器，而非道。

我们的彻底消亡在某种意义上就为新的生命创生了条件。从生生不已到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再到仁这个核心价值，再到仁是心灵的最高主动性的实现，儒家这种精神状态我想你就知道了。

第一种是浑浑噩噩的，环境怎样他就怎样。什么人会幸福？你的人生趣味对外物依赖得越少，你有一种几乎不依赖于外在环境的趣味，你就会是一个特别容易幸福的人。开一个宾利就在那儿绕绕绕，你就不能优雅一点吗？不能从容一点吗？瞧你们把那车开得和胡同串子似的。环境好他就好，环境糟他就糟，恶人多他就恶，好人多他就好，别人抱怨他跟着抱怨，这人活得非常虚幻。不管什么环境我都能够持守自己。

什么叫恶？懈怠就是恶。古印度人看待世界的变化就是充满悲观色彩的，他们把它理解为无常，你通过无常就能看到在佛教诞生时代，古印度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它与基于社会身份的责任不同，后者要求责任与权利匹配。

因此，每个有限的人，只有依亲疏不同而区分责任的主次，才能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秩序。由此开始，人才有可能把爱推致、展现到更多的同类身上。4、参[美]狄百瑞：《中国的自由传统》，李弘祺译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。例如，意外或灾难导致其陷入危机，知情的时候提供帮助，尽力而为。

因此，判断人们是否有经验意义的自由，应该以他们获得权利的性质及程度为根据。在这张丰富复杂的权利清单中，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。

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，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，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。因为生命的孕育和诞生，不是自己决定的，或者说生命的出现本身就不是主体权利得以伸张的产物。依儒家，对生命的这种情怀或责任，源于天命。儒家强调爱是一种感情，但又不仅是感情。

自由则是来自西方的诸多基本价值中的一种，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传统，就有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恰当的理解是，儒家传统没有个人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议题，但其价值原则并不必然抵制个人权利的发展，至少不是今日公民权利诉求的障碍。天性-扩充解释前者，而能力-责任说明后者。意愿表示行为者有自觉的意图，不是无意识的动作，更不是被迫的作为。

另一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，承认人权是儒学传统的盲点，必须加以补充。本文的写作以此为背景，但由于头绪纷繁，我的意见并不针对特定的作者。

至少，反传统主义者便会觉得大谬不然。前者强调对思想或行为自己作主的意愿，可表达为去做……的自由，后者则期待思想或行为被保障或不受干涉的权利，是免于……的自由。

基于道德情感驱动的责任有强弱之分，强责任是不得不做的行为，弱责任是可做可不做，不做他人不会介意，但做了就会被赞扬的行为。8因此，在儒学中诠释出一种玄学化的自由，可以表明今天儒学已经作好接纳经验自由的思想准备，而无法证成儒学真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自由传统。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，其成熟将是自由的体现，或者说自由是生命或生活的目标。2这一论断如果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描述，自然不成问题，倘若是作为儒家固有理想的表达，则并非自明的原则。爱亲人、爱同伴、爱同胞或同类，与爱明星、爱偶像，意义不一样。儒学不应在今日改换门庭，而导致在未来进退失据。

对前者有道德责任，对后者则没有，你完全可以不爱或者改变这种爱的对象。对自由的理解，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哲学的层次，一个是伦理或者政治的层次。

有人甚至断言，儒家连权利的概念都没有，哪还有什么自由思想可言。社会行为需要社会协作，由社会协作的需要而派生的公共权力，可能凌驾于每个个体之上，也会构成公众自由的障碍。

当然，如果爱所有的人会包括坏人，那的确不在儒家主张的范围内。所以梁启超才把两者分开：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，一曰生命，二曰权利。

基于道德要求的责任，倾向上是利他的。问题的另一方面是，自由不能取代仁爱，但仁爱也不能取代自由，两者之间不应有排斥关系。前者基于名分，后者源于性分。以此为参照，我们可以从人权清单中挑选生命安全一项，作为探讨的例子。

但是，自觉的、系统的自由或人权思想，是从西方输入而非儒学内部发展起来的。虽然在现代伦理中，合理利己也是道德的，但它与履行道德责任的行为不一样。

此即亲亲、仁民与爱物的思路。儒家认为伦理从爱亲开始，是人的天性使然。

伴随着身体与心智的成长，在成熟的过程中，人才逐步意识到且有条件逐步伸张自己的权利。以此为前提，才有伸张其他权利的主体的存在。

当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严复，把穆勒《论自由》的标题译成《群己权界论》时，已经抓住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作为问题核心的实质。14、徐复观：《为生民立命》，载萧欣义编：《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8年，第190页。不过，伯林认为，即使持有积极自由观点的人不反对消极自由，前者也不必然导向后者，原因在于它在政治的运用上容易变形。时至今日，在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中，更有试图用自由改造儒学的努力。

自由毫无疑问是今天重要的社会政治价值，儒家如果承认其价值，应当在社会实践中加以采纳或支持，正如我们面对道佛或其他宗教文化传统的价值一样。否则的话，抢救自杀者的行动，就是粗暴践踏人权的行径。

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，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。13、严复：《严复集》第一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—3页。

前者是外在要求，如对官员、军人、医生、教师的一般行业要求及因职务不同的特殊要求。上述两种观点与伯林(IsaiahBerlin)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很类似。